湖北地处中国腹地，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摇篮之一,是古代楚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楚文化体现出的“筚路蓝缕”的艰苦进取精神、“鸣将惊人”的奋起创新意识、“扶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和“深固难徙”的爱国情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荆楚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具有创造性的传统文化精神，使湖北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如楚庄王、屈原、宋玉、毕昇、李时珍、张居正等等。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传播到中国后，一批又一批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和文化薰陶的民主革命派知识分子，积极宣传西方某些社会科学知识、新思想观念，又在湖北各地特别是省会武汉，掀起维新变法、创办洋务、举办新式教育、推行“新政”等活动。湖北是辛亥革命首举义旗之地，全国响应，一举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中华民国。湖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较早得到传播的地区之一。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后，湖北地区的进步青年和学生组织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群众团体。后来在这些进步团体的基础上，又逐渐产生了一些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恽代英、林育南发起成立的“共存社”。与此同时，武汉地区一些追求进步的文化人士先后创办了带有社会科学性质的书社、报刊和学报，介绍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真正形成并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事。下面分时段作些简要概述。

    （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1949年10月至1978年11月)。

    这一时期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又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1．建国初期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湖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1950年8月，中共湖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作出决议，要求加强文化教育工作，进行文化教育改革，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由此开始，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入初建时期。

    第一，开始有了专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50年 4月8日，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精神振奋，决心为全省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贡献力量。在此前后还建立了一批学术研究团体，如武汉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武汉分会、湖北省历史学会、湖北省语言学会、湖北省经济学会等。1956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同年9月，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筹备委员会，由武汉大学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达任主任委员，省委副书记许道琦和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任副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调查了武汉地区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物色了专职高级研究人员，设计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机构，配备了工作人员，并拟定了科研重点。第二，增强了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力量。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外省一些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合并到我省有关大学，一些知名学者也随之调来。 第三，兴建了一批党校。继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前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和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建立后，襄樊地委、荆州地委、黄冈地委建立了党校。这些党校成为对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第四，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在哲学领域，有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部著作，分别由三联书店于1951年7月和1953年7月出版，毛泽东对这两部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在经济学领域，有吴纪先的《东南亚经济概观》和谭崇台的《苏联的商业》两部著作；在语言文学领域，主要有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在历史学领域，有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张舜徽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和《中国史论文集》、彭雨新的《清代关税制度》、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等著作。

    2．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期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1956年12月至1966年5月)。

    1956年末，湖北省和全国一样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时期。经过10年的建设，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已初具规模，形成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首先，从研究机构方面看，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56年以来筹备的基础上，于1958年6月正式成立(1961年3月，该所更名为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由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设哲学、经济、历史、共产主义问题、国际问题等5个专业研究组和1个图书资料室。

其次，从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的建设看，形成了教学与科研并举的新局面。全省高等院校已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10所发展为24所，在全国排名第三。文科院校的社会科学门类有了很大的发展，开设了中文、政治、法律、哲学、经济、历史、教育、民族学、图书馆学等系(科)。理工学院也都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研室，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一些高等院校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建立了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再次，从社会学术团体组织看，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1958年6月组成筹委会的基础上，于1959年9月27日正式成立，与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合署办公。李达任社会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为“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彭展等8位同志任副主任。省社科联成立后还于1962年12月，召开了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听取了省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新的社科联章程，选举了以李达为主席，彭展、刘赜、朱剑农、唐长孺为副主席的省社联第二届委员会领导机构。省社科联筹备组筹办的学术理论刊物《理论战线》也于1958年1月出刊。省社科联成立后的七年间，专业学会发展到40多个，会员最多时超过3000人。

由于有新中国成立初期七年间社会科学事业打下的基础，又经过了1960年到1962年的调整和整顿，这一时期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哲学领域，由李达牵头，杨锐、余志宏、高原、张旭等具体负责，陶德麟、郝侠君、钱周贤等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李达受毛泽东委托和助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萧箑父发表了代表性学术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李德永出版的《荀子》一书，为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专著；江天骥《逻辑问题论丛》及湖北哲学学会编辑的江天骥、张巨青逻辑学文集《逻辑问题研究》面世，并在国内引发了对逻辑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经济学领域，比较有影响的成果是李剑农的四本专著：《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历史学领域，主要成果有唐长儒的专著《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曾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吴于廑和北京大学周一良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等。在法学领域有周鲠生的力作《国际法》专著等等。

  在这一时期，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一是省社科联利用资源优势，组织各学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1961年10月，湖北省社科联和中国历史学会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交流和检阅了建国以来国内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我省学者向会议提交了《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等一批有价值的论文。1962年11月，湖北和湖南两省的社科联共同组织在长沙举办了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研讨会。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促使科研和实际相结合。1958年至1961年，全省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下厂下乡调研，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研究人员深入大冶钢厂，写出了《十年来的大冶钢厂》的调查报告。省社科联组织历史界研究人员深入地县，收集整理了《湖北历史参考资料编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9-1961.12)》。

但是，由于这一期间党的指导方针出现了“左”的错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出现了曲折。一些著名社会科学家和工作者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严重伤害。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助长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等“左”的错误理论。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发端于意识形态领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当其冲地遭到严重冲击。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省社科联在“文革”一开始就被迫停止工作，随后被撤销，各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全部停止活动；大量社会科学图书和珍贵研究资料被封存和散失，学术理论期刊全部停办；最惨重的损失是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被批斗和迫害，大批社会科学工作人员被下放，整个专业理论队伍受到严重摧残。十年动乱，全省社会科学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1978年至1992年10月)。

    这一时期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时期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1976年10月至1982年9月)。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国家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却坚持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我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两年徘徊，直至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使党的历史出现伟大的转折，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鸣锣开道的是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湖北是参与和开展这一讨论较早的省份之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9日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就召开了理论学术界座谈会，讨论有关真理标准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6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决定，成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由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许道琦兼任省社科院院长。7月16日，省委宣传部又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和9月，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哲学学会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专题讨论会。9月，省委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有近千人参加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省委书记陈丕显作了重要讲话，还邀请北京的专家学者汪子嵩、邢贲思、马沛文等到会作专题报告。在讨论中，社会科学工作者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场大讨论为促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大解放和日后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全面拨乱反正、重新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湖北省委认真落实了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很多人重新回到了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岗位。与此同时，省内各高等院校、党校和省直厅局以及部分地、市、州相继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其中武汉地区高校的就有67个。1979年6月，省委正式批准恢复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与省社会科学院合署办公。1980年1月至1981年12月，省市新建立了345个学会，恢复和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期刊有35种之多。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呈显出现了复苏的良好势头。

1981年，国家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式列入“六五”计划，我省也制定了社会科学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学习、宣传和研究。还积极参与了以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城乡改革活动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陶德麟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等系列论文，李步楼、李权时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郭吴新主持编写的《世界经济》，李贤沛著的《中国工业经济管理》，刘炽光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规律》，黄希源著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周大璞编撰的《训诂学要略》，张国光著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张正明著的《契丹史略》，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三册），高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姚梅镇主编的《国际投资法》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力作。

    2．全面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12月至1992年10月)。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标志着我国全面进行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这既给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省委对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十分重视。

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精神，多次采取重大举措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1984年10月9日，省委作出决定，在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钱运录任组长。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着重研究和解决全省社会科学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掌管省委、省政府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全省重点科学项目的研究，奖励优秀研究成果。1985年3月18日，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关怀下，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中共湖北省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同时召开。中共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到会并作了《面向四化，探索创新，开创我省社会科学工作的新局面》的重要讲话。会议讨论了省委关于加强社会科学工作的决定草案，讨论通过了全省社会科学工作的“七五”规划，审议和通过了省社科联的工作报告和省社科联新的章程，选举产生了省社科联新的领导机构。同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加强社会科学工作的决定》。《决定》从多方面强调了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社会科学工作的措施。同时，还决定“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985年财政拨款30万元，以后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逐年适当增加”，“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应给予重奖”。这些决定，对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1987年9月3日，省委办公厅《转发省委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办好<湖北社会科学>杂志报告的通知》，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1988年，为推动湖北省改革开放和实现“湖北在中部崛起”的战略，中共湖北省委对发挥社会科学研究的先导作用更为重视，积极倡导和支持全省理论界开展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年11月，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成《“湖北在中部崛起”战略与对策》课题组，对此课题进行跨部门的综合研究。

（2）研究机构和群众学术团体蓬勃发展。

1983年，武汉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1986年更名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下设哲学等7个所室。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底，全省已有90多个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文革”前的10倍多。与此相适应，群众学术团体组织也发展很快。1988年底，全省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从“文革”前的6个发展到109个，团体会员400多个，个人会员总数达6万余人，是“文革”前的30多倍。

随着科研机构的不断完善，全省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底，全省社会科学研究、教学人员总数已达9100多人。1988年底全省有教授（研究员）396人，副教授（副研究员）651人，讲师（助理研究员）2206人，分别占职称结构中的3%、12%、40%（不包括经济师、统计师、会计师以及各级党校、讲师团的高中级研究人员）。

这一时期我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优秀学术成果。在哲学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雍涛等撰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萧箑夫、许苏民合著的《明清学术启蒙学术流变》，陈修斋、杨祖陶编著的《欧洲哲学史稿》；在语言文学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工具书《汉语大字典》，专著有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在历史文化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刘绪贻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石泉著的《古代荆楚历史新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的《中华文化史》，张舜徽著的《中华人民通史》，王功安、毛磊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通史》（五卷本），吴永章著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在经济学方面，代表性著作有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在法学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马克昌主编的《犯罪通论》。

（3）学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首先是哲学社会科学涌现出了一批优长学科。其中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的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经济、国际经济法、中国古代史、外国哲学（以上学科均属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史（华中师范大学）、会计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同时，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学科也在快速发展。例如，楚史、楚文化、辛亥革命史、武汉城市史、长江流域经济等等。其次是产生了一些新兴交叉学科。诸如文化哲学、应用哲学、经济哲学、生态伦理学、数量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创造心理学、人才学、信息学、领导科学等等，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增加了新的生长点。这一时期是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发展最快最有成效的时间段。

（三）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1992年10月至2002年9月）。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促进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为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并给予理论支持，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大力发挥资政育人重要作用，使社会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1．省委对社会科学事业更加重视，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

1993年2月20日，省委办公厅正式下达了《关于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问题的复函》，由省财政一次性拨款50万元设立湖北省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省委的关心下，全省社科界盼望已久的省社会科学活动中心于1993年底破土动工，1995年峻工并交付使用。1995年6月7日，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书记贾志杰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繁荣社会科学事业，促进湖北振兴和崛起》的重要讲话。讲话强调要充分认识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并提出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大会向荣获湖北省首届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专家学者颁了奖。同年9月13日，省委下发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科学工作的意见》，文件强调：“要加强对基础学科和有地方特色优势学科的建设，加大研究力度”；“要特别重视跨世纪优秀人才的培养”，“对他们开展的科研和学术活动，要重点进行资助，以鼓励他们多出成果”。1999年12月2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第186号令，宣布“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湖北人民政府设立的省级奖”，“由省人民政府分别授予证书和奖金”。这是省委省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又一重要措举。

2．哲学社会科学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邓小平理论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十四大后，全省扎扎实实地开展了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动。为了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引向深入，1994年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率先组织成立了湖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随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以及武汉大学等一些大学也相继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在这些研究机构共同努力下，很快编撰了多种邓小平理论研究丛书，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专著和教材，发表了大量论文。中共十五大召开后，全省进一步掀起了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并开展了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研究。2000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随之加强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宣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出了新贡献。

其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多学科、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促使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拓宽了研究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如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从多少年来实行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不仅是经济学上的资源配置方面的变革，而且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推动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涉及到对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改革、搞股份制、公司治理、经济全球化、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等问题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又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武汉地区从事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工作者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围绕依法治国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制建设等问题，在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环境法、国际私法、人权理论等领域，开展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有不少成果具有开拓创新性，使法学成为我省优势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为主体的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以文学、历史学和哲学为主体的人文学科也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步伐有所前进。

其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优秀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1月到2002年1月，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各种类型优秀成果评奖共计965项。其中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5项；获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著作论文奖共计15项；获国家各部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计19项，获著作二等奖共计128项；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98项。在这近1000项获奖成果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著作有：王元璋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发展思想导论》，谭崇台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张培刚等著的《新发展经济学》，郭熙保主编的《农业发展论》，丁俊萍著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邹薇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郭道扬著的《会计史教程（第一卷）》，邓大松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若干重大问题》，辜胜阻著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姚梅镇主编的《比较外资法》，韩德培主编、李龙执行主编的《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国文本）》，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章开沅、罗福惠等著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唐长孺主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章开沅著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章开沅、马敏、朱英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吴永章著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张正明著的《楚史》，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的《湖北通史》，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邢福义等主编的《汉语语法学》，宗福邦主编的《故训汇纂》，朱祖延主编的《尔雅诂林》，张厚安、徐勇著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郭吴新著的《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徐勇著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马克昌主编的《经济犯罪新论》，周积明等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许苏民著的《人文精神论》，李会滨著的《社会主义，20世纪的回顾和前瞻》，陶德麟主编的《社会稳定论》等等。

3．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体制日益健全。

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理顺体制，整合资源，建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又符合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这一时期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越来越走向健全。尤其是作为党领导下的学术性群众团体的省社科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树立服务思想，改进工作作风，组织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五路大军，围绕湖北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联合攻关，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后，省社科联认真组织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审工作，努力拓展学术交流领域，积极探索社科普及宣传、培训和咨询的新路子，努力办好所属理论刊物，较好地发挥了社科联“桥梁纽带、组织协调、咨询服务、宣传普及”职能。

（四）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以来）。

当历史从2000年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经济与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全局性、多层面的深刻转型，并且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急需要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加以引导和解决。江泽民总书记从2000年8月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先后三次发表了关于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讲话，并对有关主管部门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明确要求和期望。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共湖北省委和省政府也十分重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2002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应坚持的基本方针和方向。2002年11月14日，省委又下发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意见》的重要文件。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重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坚持与时俱进，在研究、回答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开拓进取，注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把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特点显著，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